余少好读司马子长书,见其感慨激烈、愤郁不平之气,勃勃不能自抑。以为君子之处世,轻重之衡,常在于我,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,而身与之迁徙上下。设不幸而处其穷,则所以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者,亦必有其道。何至如闾巷小夫,一不快志,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?盖孔子亟美颜渊,而责子路之愠见,古之难其人久矣。
已而观陶子之集,则其平淡冲和,潇洒脱落,悠然势分之外,非独不困于穷,而直以穷为娱。百世之下,讽咏其词,融融然尘查俗垢与之俱化。信乎古之善处穷者也。推陶子之道,可以进于孔氏之门。而世之论者,徒以元熙易代之间,谓为大节,而不究其安命乐天之实。夫穷苦迫于外,饥寒憯于肤,而性情不挠,则于晋、宋间,真如蚍蜉聚散耳。昔虞伯生慕陶,而并诸邵子之间。予不敢望于邵而独喜陶也,予又今之穷者,扁其室曰陶庵云。
译文
我年少时喜欢阅读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看见文章的内容情感愤激、充满了愤恨抑郁不平之气,这种情感十分激烈,难以抑制。我认为君子处在这个世上,对于事物加以权衡的标准、尺度,始终在于自己的个人情感,决不应该因为一时的遭遇,或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改变。假设不幸处于困窘的处境,那么利用这种处境使自己的心态平和,性情得到愉悦的人,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方法。哪里会像那些道德修养不高的普通人,一旦外界的环境不符合他的心意,悲伤哀怨憔悴的神情就会表现在眉宇间?孔子常常赞美颜渊,责备子路的恼怒,从中可以看到古人能做到平其心志、怡其性情也是很困难的。
不久前我看了陶潜的文集,文章中
炉峰绝顶,复岫回峦,斗耸相乱。千丈岩陬牙横梧,两石不相接者丈许,俯身下视,足震慑不得前。王文成少年曾趵而过,人服其胆。余叔尔蕴以毡裹体,缒而下。余挟二樵子,从壑底搲而上,可谓痴绝。
丁卯四月,余读书天瓦庵,午后同二三友人登绝顶,看落照。一友曰:“少需之,俟月出去。胜期难再得,纵遇虎,亦命也;且虎亦有道,夜则下山觅豚犬食耳,渠上山亦看月耶?”语亦有理,四人踞坐金简石上。是日,月政望,日没月出,山中草木都发光怪,悄然生恐。月白路明,相与策杖而下。行未数武,半山嘄呼,乃余苍头同山僧七八人,持火燎刀木棍,疑余辈遇虎失路,缘山叫喊耳。余接声应,奔而上,扶掖下之。
次日,山背有人言:“昨晚更定,有火燎数十把,大盗百余人,过张公岭,不知出何地?”吾辈匿笑不之语。谢灵运开山临澥,从者数百人,太守王琇惊骇,谓是山贼,及知为灵运,乃安。吾辈是夜不以山贼缚献太守,亦幸矣。